11月22日，是我国著名散文家朱自清先生诞辰120周年。朱自清作为中国近现代重要的诗人、学者之一，留下了众多作品，诸如《背影》《荷塘月色》就是脍炙人口的名篇，除此之外，在日前于清华大学举办的“最不能忘记的背影——朱自清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”上，朱自清与清华大学老图书馆的一段往事引起了巨大的e关注：在朱自清代行图书馆代馆长之责时，曾留下一张珍贵的购书清单，此外他还向清华大学图书馆捐赠了不少他的“签名本”。
据纪念展策展人、清华大学图书馆馆员焦阳介绍，朱自清先生从1925年起一直在清华大学任教，并在图书馆里留下了他的身影。1935年-1936年，朱自清曾任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代主任（相当于代馆长）。在任期间，他为图书馆选购了大量图书。在最近一次整理中，图书馆发现了朱自清当时选购图书的批阅清单。
在展品中，一本名为《我们的七月（1924）》的书尤为引人注目。根据馆藏章判断，该书是清华学校期间（1912年清华学堂改为清华学校，1928年改为国立清华大学）所购进图书，为上海东亚图书馆发行，中华民国十三年（1924）七月出版，中华民国十六年（1927）二月再版，每册定价大洋五角。据悉，该书最大的亮点在于：书中作品的相应位置，分别有朱自清、俞平伯、叶圣陶的亲笔签名。“一般情况下，对于签名本的图书中有一位作者的签名是非常普遍。但有如此之多的大师联合签名本，实属罕见”，焦阳表示。
1920年6月，朱自清大学毕业。当时，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（前身为浙江两级师范学堂，1909年，鲁迅、刘大白等人在此教书）的校长，写信给北京大学的校长蒋梦麟，希望校长能够帮他推荐几个合适做教学辅导员，蒋梦麟便推荐了朱自清和俞平伯。于是，那年秋天，在去杭州的路上，朱自清和俞平伯开始了两人持续一生的友谊。俞平伯在“一师”工作了半年，在年底便回到了北京。朱自清也于一年后离开了一师，前往自己的故乡扬州，到江苏省立第八中学任教务主任。之后，因为诸多原因他又前往上海中国工学中学部执教。在上海，朱自清认识了叶圣陶，1922年初，俞平伯和朱自清、叶圣陶等人创办的《诗》月刊创刊。
这是五四运动以后出现最早、以提倡新文学为主张的进步诗刊。《诗》月刊创刊后，俞平伯和叶圣陶、朱自清等人的交往颇为频繁。不过，在《诗》月刊正式出版之前，朱自清结识了夏丏尊、丰子恺以及朱光潜等人，有这样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作伴，为朱自清的文学之路平添了乐趣。
1924年，朱自清、俞平伯、叶圣陶等人组织了一个不定期的文艺刊物，名为《我们》，逐期以出版年月作为为书名，第一期就是《我们的七月 1924年》。这本书里有论文、小说、诗、戏剧、小品、札记、通信并精印书画、摄影等。这本书用瑞典纸印，格式新颖，封面为丰子恺的创作《夏》。《我们的七月》一书中收录了俞平伯《鬼劫》、叶圣陶《泪的徘徊》、朱自清《温州的踪迹》、刘大白《旧诗新作》等作品。
多位作者联合签名，或许与当年朱自清他们创刊时的设想有一定的关系。《我们的七月 1924年 》创办时，除封面设计者丰子恺署名外，所有文章都没有作者的名字。几十年后，俞平伯曾做过解释，“之所以《七月》不具名，盖无深义。写作者自都是熟人，可共负文责。又有一些空想，务实而不求名，就算是无名氏的作品罢”，不过，这种“新潮”的方式，造成了读者不习惯，大家议论纷纷，引起多方猜测。朱自清后来和俞平伯商量后决定，为了给读者方便，在《我们的六月》出版时全部署名，同时附录《我们的七月》的目次和作者的名字。或许在1927年，《我们的七月 1924年》再版时，便在相应的文章那里，补上了各自的签名。当然，这都是后来者的猜测，至于真相如何，早已湮没在岁月里。
对于朱自清在1935年至1936年任清华图书馆代馆长的历史，知之者不多。业内人士剖析，从本次展览可以看出，朱自清在购书上带着极强的个人文学趣味的烙印。有一张购书清单是朱自清和冯友兰共同签名的：中文系与哲学系合买了日本一诚堂《朝鲜古物图录》。清单上这样写：“价款由中国文学系出三分之二，哲学系出三分之一。”冯友兰1928年应邀至清华大学哲学系。1929年起任清华哲学系主任，1931年任清华文学院院长。
这次展出的一封信件，展现了朱自清在年轻学生心中的地位。一位名叫史国衡的学生，曾写信给朱自清，陈述自己家境困难，并托先生帮他留意图书馆有没有合适他的工作。有意思的是，这位学生后来也成为清华图书馆的馆长，他就是1960年的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史国衡。
除购买经典书籍，朱自清还在保护书籍方面作出了贡献。1935年，日本侵略中国的步伐加快，平津一带危在旦夕，“华北之大，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书桌”。时任清华图书馆代馆长的朱自清，未雨绸缪，秘密地准备将贵重书刊装箱、搬迁工作。1935年11月19日，朱自清在他的日记中写下寥寥数语：“学校决心迁移各种物品，今晚开始包装书籍。”
据《清华大学史料选编》中的《图书馆工作报告》中记载：“民国二十六年七月，宛平卢沟事件，竟为燎原星火……馆人乃将本馆及各系预装之图书仪器五十余箱，及馆中目录文件卡片等，不顾敌军严密检查，运存城中某处……幸而年前运出所有中西文善本，全部地志，及各系需用书籍等四百余箱，运存汉口，连同运出者，共约五百箱。”也就是说，在1936年，朱自清便将中西文善本等贵重书籍和物资早已运出。
据披露，在朱自清主持下，在离清华园不远的火车站，师生们将教研工作所急需的图书、仪器装上火车秘密南运。这五百余箱珍贵典籍南运后暂存湖北汉口上海银行第一仓库，后来从汉口辗转运送至重庆北碚和云南昆明。“在那艰苦的岁月，这些珍贵的图书成为了西南联大的学生们的学习用书，也是师生们学习用书的唯一来源。”
抗战胜利后，此前曾经运往西南联大的图书又跟着师生们北上，回到清华校园，后来在图书馆馆长潘光旦的主持下，馆员们把其他敌伪机构瓜分走的图书，尽全力搜集回来。
如今的清华图书馆中，老馆书库里所见到的部分图书，就是当年曾经经历了南渡北归、饱经沧桑的图书。这些图书记录了一段难忘的历史。也记录下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伟岸的背影。
转自文汇报 百家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