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经常可以看到，很多作家的文学创作都是从他们的故乡生活开始的，甚至故乡将伴随他们的整个创作生涯，成为一种不可磨灭的印记。譬如鲁迅笔下的绍兴，萧红笔下的呼兰河，沈从文笔下的湘西。不难发现，不同的地理环境往往产生不同的地域文化，不同的地域文化也会对文学作品的风格产生影响。陕西籍作家的路遥、陈忠实、贾平凹也许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这样的影响。

从自然条件方面讲，陕西省可以被分为三大地域：陕北、关中和陕南。陕北位于黄土高原与蒙古草原的交界处，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交融，使这里的文化带有一种野性。关中以西咸地区为中心，宋代道学中主流之一的“关学”正是在此发展起来，并且在历朝历代的更迭中逐渐占据了关中地区的主流文化形态。陕南地处秦岭与巴山之间，地势崎岖，相对比较封闭，使这里保持着质朴自然的生存形态。

三大地域自然条件的分野，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人文特征，造成了各自地域文化的巨大差异。陕北以路遥为代表，关中以陈忠实为代表，陕南则以贾平凹为代表。三位作家虽然都出身农家，深谙乡村人民生存的艰难和精神的困境，但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异，他们的作品还是体现出了不同的风格。

八百里秦川，北接黄土高原，南临秦岭，优越的自然条件使之成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。以“关学”为代表的儒家传统文化慢慢在关中这片历史悠远的土地上生长、绽放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关中人。陈忠实就是在这片充满“仁义”的热土上成长起来的，并将儒家的传统观念贯穿至整部《白鹿原》。

《白鹿原》的主人公白嘉轩始终秉持儒家“仁义至上”的人伦标准，用“仁者爱人”的道德准则规范自己，用“耕读传家”、“学好为人”的传统精神教育下一代。从白嘉轩的父亲秉德老汉给长工鹿三寻媳妇，白嘉轩与鹿三以兄弟相称，送鹿三的儿子黑娃上学，到饥荒瘟疫中，仍坚持留下鹿三，甚至与鹿三同睡在马号里，同喝一瓶西凤酒，白嘉轩可谓是“仁至义尽”。白嘉轩是一个地道的农民，但他信仰的却是“仁义至上”的儒家信念。这种信念并不是通过背诵四书五经得来的，而是通过各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沉淀在了他的血液中。

白嘉轩的姐夫朱先生则是一个传统儒家精神的“卫道士”，被白鹿原人称为“圣人”。他清高儒雅，无所不

知，“处江湖之远”却又不忘黎民。在小说中，朱先生通过制定“乡约”，将儒家的道德理念落实为具体的行为准则，使村民在不知不觉中接受着儒家文化的耳濡目染。在得知妹夫白嘉轩种植罂粟时，他毅然耕毁大片的罂粟幼苗，恢复往日的躬耕传统。国民革命时，他不顾个人安危，只身劝退巡抚的20万大军，使百姓免遭战争的迫害。灾荒饥饿之年，他亲自指挥赈灾队，与乡民同甘共苦。日寇入侵，他投笔从戎，誓死抗争。总而言之，朱先生将传统儒者独善其身和兼济天下的双重品质表现的淋漓尽致。

此外，黑娃、白孝文的反叛与回归家族，同样寓意着对儒家传统家族观念的回归。我们可以说《白鹿原》上的一切都被打上了儒家的印记，甚至儒家文化中一些迂腐的观念也被表现的入木三分。

路遥是陕西榆林人，在《平凡的世界》的扉页上，写着这样一句话:“谨以此书献给我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”。一句看似简单的话，倾注着路遥对于陕北黄土地的无限心血和热爱，同时路遥也将“黄土地”贯穿到了整部作品中。

在《平凡的世界》中，路遥采用了大量的“黄土地”方言，例如用“圪崂”、“山峁峁”、“塄坎”等来形容黄土地的地貌；用“门楼”、“硷畔”来反映黄土地的村舍；用“脚地”、“灶火”来描述黄土高原上窑洞的特征。

除此之外，路遥还多次运用了黄土地特有的信天游来抒发人物的感情。当润叶局促不安地从城里跑到双水村地头，找找她心心念念的少安哥时，对面的山上忽然飘来一个庄稼汉悠扬的信天游: “说下个日子呀你来不来，硷畔上跑烂我的一双鞋。墙头上骑马呀还嫌低，面对面坐下还想你。山丹丹花儿背洼洼开，有什么心事慢慢价来。”陕北信天游的运用，不仅恰如其分的将小说中人物含蓄羞涩的感情表现出来，更暗含着路遥对陕北黄土地文化深沉的爱。

黄土高原自古以来就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争夺的要地，饱经了沧桑与苦难。在这种环境下生活的人们，自然会在苦难中养成倔强刚毅的品质。路遥作品中的主人公往往也是凭借着这股刚毅不服输的精神，在严酷的环境中一步步成长起来的。

在《平凡的世界》中，孙少平在上学时经历着吃不饱、穿不暖的身体折磨，与同学郝红梅的朦胧感情也最终幻灭，他并没有因此停止对于苦难的抗争。即使到了建筑工地上，孙少平依然“趴在麦桔杆上的一堆破烂被褥里，在一粒豆大的烛光下聚精会神的看书，那件肮脏的红线衣一直卷到肩头，暴露出令人触目惊心的脊背一一青紫黑淀，伤痕累累！”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，使孙少平悟出了自己的苦难哲学：“他现在倒很热爱自己的苦难。通过这一段血火般的洗礼，他相信，自己历经千辛万苦而酿造出的生活之蜜，肯定比轻而易举拿来的更有滋味。”直至最后恋人田晓霞的死带来的沉痛打击，孙少平依然能够挺起胸膛坦然面对，此时的他已经超越了苦难。

明代文学家陈继儒在《侠林序》中讲道:“贫贱非侠不振，患难非侠不脱，辟斗非侠不解，怨

非侠不报，恩非侠不酬，冤非侠不伸，情非侠不合，祸乱非侠不克。”孙少平在苦难的境遇下，用拳头给予对少女图谋不轨的包工头以最严厉的惩罚；矿井崩塌的危难之际，不顾自己的安危拯救工友。他身上所体现出的这种勇于抗争、匡扶正义、舍身为人的精神，在某种程度上与陈继儒所说“侠”之精神不谋而合。

通过对两部作品的地域文化分析，我们可以看到两者虽都以现实主义的方式展开叙述，但是受各自文化地域的影响，呈现出了不同的地域文化特征。《白鹿原》像关中的土地，沧桑浑厚，承载着深厚的儒学文化；《平凡的世界》则像陕北的风，带有一种野性的力量，刚毅不屈，有“侠”的某些品质。（本文节选自澎湃新闻，作者：杨卓君）